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是一个全世界共同回顾历史、汲取教训、展望未来的重要年份。70年前，德国和日本共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以法西斯同盟的战败而告终。作为战争的发动者——德国与日本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反省和行动却存在很大的差异。
一、两国政府对二战反省的态度截然不同
（一）德国深入灵魂地反思纳粹历史
今年3月份，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时发表了一段演讲，指出德国之所以能回到国际社会，再次赢得尊重，原因首先在于德国敢于直面历史，这也是修复关系的必要因素。二战结束以来,德国历届政府一直致力于消除德国纳粹的污点，真心实意地为当年的受害者，包括犹太人、波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表示歉意和悔恨。
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访问波兰，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后，突然自发下跪并且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周围的波兰官员和民众被这个出乎意料的、突如其来的举止深深地震撼了。一位跪立在冰冷石阶上的德国总理的形象旋即传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成为二战后世界上意义重大的瞬间定格，在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心头激起了强烈的、恒久的震荡。
从此，在深受过德国纳粹铁蹄蹂躏的东欧人民心中，德国人不再只是青面冷血杀人不眨眼的纳粹屠夫。在他们的心中，永远跪立着一个德国人，那是真心为自己的民族赎罪，真诚地向曾被奴役的国家请求重归于好的一位德国总理。这就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华沙之跪”。“华沙之跪”为德国战后历史上写下了极其重要的一章，也成为联邦政府与东欧重归于好之路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1994年5月13日,德国法院宣布：凡否认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言行均属犯罪，将被判处3至5年徒刑。德国教会尤其是新教教会也不断从灵魂上清除纳粹的影响。德国新教会议通过了“对以色列的罪责”一词，以此来警告所有基督徒，要在“上帝法庭上，清算我们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由学者、教会等倡导的记忆文化，让德国民众沉浸在历史反思的氛围中。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德国馆里，展示出了很多枚铜质铭牌，这些铭牌刻有纳粹统治下犹太受害者姓名和生卒。它散落在德国普通的人行道上，成为一个个不起眼的纪念碑。科隆艺术家Gunter Deming最早发起这一行动。他引用犹太教法典说：“只有当名字被忘记时，一个人才真的被忘却。”他在被害犹太人最后居住过的房子门前挂上铜牌，上面刻着“此处曾住过……”，一块铜牌一个人名。后来又将铜牌镶嵌在路面上。截止到2014年8月，铺设的铜牌已经超过5万块。这一纪念行动不仅遍及德国各城市，而且还发展到欧洲17个国家。上海世博会上，德国人把它们搬进了德国馆。世界博览会是展示国家形象的良机，一般各国都是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亮出来。而德国人利用这样的平台，把自己历史中最不堪的一页展示给世人。
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纪念仪式上说，“过往的历史我们已无法挽回，但我们能够从那段历史中、从我们国家刻骨铭心的那段羞辱中汲取教训。德国决不向试图忘记或不承认那段历史的任何人打算妥协”。
（二）日本歪曲历史、掩盖真相、推卸责任
和德国的做法截然不同的日本历届政府总是采取多种方法掩盖战争的真相，愚弄国民，推卸责任。
1978年，日本公然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2000余名乙、丙级战犯的牌位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请进靖国神社，供人参拜；1983年和1985年，首相中曾康弘两次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1996年，桥本龙太郎再次以公职身份率阁僚参拜靖国神社；2001年小泉当选首相以来，连续5年参拜靖国神社，创下几十年来罕见的恶劣先例。小泉甚至认为，“国家领导人对为国献身的人们表达尊崇之念，是当然的义务”。1980年经官方批准，日本在巢鸭监狱遗址建起了一座高2米的石碑，纪念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1982年，福冈中央国有土地上又树起了一座高7.3米，重130余吨的纪念碑，全面肯定战争；1995年，又在靖国神社旁修建纪念馆，展出军人使用过的物品，悼念侵略者的亡灵；小泉纯一郎就任首相以来多次参拜靖国神社。2012年安倍晋三上台以来，也多次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和参拜靖国神社。
日本政府的这些行为多次遭到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强烈谴责。政府领导人是国家的象征和榜样, 德日两国领导人及历届政府对战争反省的不同态度自然影响到国民对战争认识的正确与否。
二、德日对二战赔偿的行动迥异
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据统计，德国在欧洲的侵略使欧洲死亡近4000万人口。1931年至1945年日本的侵略给中国造成了3000万人的伤亡，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整个世界的物资损失总值高达40000亿美元。尽管德日两国给世界人民造成的伤害同样巨大，但在战后进行的赔偿却形成鲜明的对比。
德国早在建立之初，首任总理阿登纳就在议会中说，以德国人民的名义实施的巨大罪行是必须要赔偿的，哪怕达到经济承受力的极限。阿登纳的历史性原则声明在议会上得到一致赞同。所有党派的议员，无论左右都起立表示支持。德国舆论界的反应也相类似。《南德意志报》认为，这不关乎外交，“而是关乎人类的道德行为，为了努力重新洗清德国之名上的耻辱”。
在与索赔委员会及以色列国谈判之后，德国在1952年9月10日的《卢森堡协议》中承诺，支付给以色列人全球性的赔偿34.5亿马克，并承诺修改现有赔偿法，以便一系列个别的赔偿问题得以解决。《卢森堡协议》签订几年之后，德国又开启了与西欧11国的全球协议谈判，签订协议，给予“西方受迫害者”的赔偿总额约为1万亿马克。在1957年7月修正《联邦赔偿法》的基础上，到198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已经支付了7-7.5万亿马克。根据《卢森堡协议》所要担负的义务，到1990年代末，联邦德国政府最终支付100万亿马克，其中80％付给了大屠杀的犹太幸存者。
根据波茨坦公告的有关原则，联合国规定德国“应赔偿200亿美元。据德国财政部战后处理司公布，截至1993年1月，德国对欧洲各国支付赔偿总额已达904.93亿马克，约651.288 亿美元，而且根据德国的《联邦赔偿法》、《联邦还债法》规定，自1993年至2030年，还要支付371.72亿马克(约228.576 亿美元)，最终支付总额将达到880亿美元。
而日本则奉行将赔偿减少到最小的原则，采取拖延战术，不肯承认并履行赔偿义务，实在迫不得已，就象征性拿出一点钱。日本对于曾给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百般推脱，以中国政府自动放弃赔偿为理由，置中国人民的赔偿要求于不顾，声称“除了北朝鲜外，国家赔偿责任已结束”。近年来，中国诉讼者在要求日本赔偿案中屡战屡败。举一个例子，王选从1995年开始，代表无数日本细菌战受害者，执着地走上了对日诉讼索赔之路，决心为无数中国受害者鸣冤昭雪。为调查取证常年奔波于中日之间，搜集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铁证。为了赢得国际的支持从中国到日本、到美国、到加拿大、到英国，举办展览，做演讲，开研讨会。她贡献了所有的时间精力，把整个生命投入到这个行动当中，即使这样却没有换来日本应有的赔偿。
当然迫于压力，从1947年到1994年，日本也向曾经受其侵略的国家，如印尼、菲律宾、缅甸、越南及韩国共支付战争赔偿金总额6565亿日元，约合18亿美元。这与德国的880亿美元的赔偿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三、德日两国教科书的差别
历史教科书是专门用来教育国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正确认识历史、了解历史的工具书。教科书本身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下一代乃至几代人对本国和世界历史的认识。在通过教科书教育国民、认识二战方面，德日两国政府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别。
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无处不在，真可谓是从娃娃抓起。德国的小学历史教科书虽然不同，但纳粹历史成为授课的重要一章，在历史教科书中除了追溯纳粹思想的起源、展示犹太人的苦难，同时也讲述独裁制度下的日常生活。前总统魏茨泽克多次强调：应该帮助青年人理解为什么牢记过去是极其重要的。我们要帮助他们面对历史真相。德国的历史教科书大胆地、毫无保留地讲述纳粹的罪行，并且让学生永远记住大屠杀事件。有学者研究，现今的教学材料无论对学生还是教师，都采取较为现实的态度，即鼓励学生勇敢探索过去的历史，鼓励教师应该使学生产生历史责任感。
与德国相反，日本的教科书一直在掩盖、抹杀甚至篡改、歪曲历史，想方设法地在历史记录中把侵略事实加以混淆。
日本审定通过了由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美化侵略、歪曲历史的《新历史教科书》，其内容包括：1、把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只称“中日战争”，而不提“侵略”字眼，新版历史教科书强调，日本参与的历次战争都是由对方的挑衅和攻击引起的，属于“忍无可忍”的防卫举动。2、继续用“事件”模糊淡化“南京大屠杀”的概念，关于南京大屠杀描述为：12月占领南京。由于日军行动民众死伤多数，称为南京事件；3、突出日本损失，鼓吹“造福”亚洲。关于二战中，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描述为：日本租借了关东州，并获得了俄罗斯转让的南满洲铁道经营权。对日本统治满洲后的状况描述为：促进了经济发展，中国人大量涌入。其意思不仅日本的侵占是合法的，而且日本还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4、将日本有预谋发动的“九·一八”事件等歪曲为由中国方面引起。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起因：教科书大肆渲染中国当时“不断激化的反日运动”，称“破坏满洲铁路和迫害日本儿童的事件频发”，关东军为了保护日本国民的安全才发动了这次事变；5、鼓吹“东京审判”的合法性有待定论。东京审判认定日军在1937年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多数中国民众。但是对于这一事件的实际状况，由于资料有疑点，存在各种见解，至今仍在争论。这样偷天换日的历史教育, 使许多日本青少年对当年日本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的灾难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 因此就谈不上正确认识、反省过去。
虽然，德国和日本已经跻身于世界强国，但是，由于对二战的反省态度与行动的不同，两国的国际形象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如今的德国已经完全融入欧洲社会，也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而并不受到什么阻拦。日本尽管已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但由于日本不愿彻底清算侵略历史，仍然得不到其他亚洲国家人民的信任。近年来，日本一直在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但是，联合国是一个对国际社会负责的组织，常任理事国必须是一个对国际社会负责的国家，一个不能正确面对自己的过去，不能对自己负责的国家，又怎能对国际社会负责呢？所以，亚洲和世界很多国家越来越响亮地发出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呼声，网上有成百上千万的人签名抗议，甚至还有韩国人断指以示愤慨。而今天日本政府内阁则越来越右翼化，对二战历史不思悔改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这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反感和警觉。“种玫瑰者得花，种藜蒺者得刺”，日本只有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深刻忏悔侵略罪行，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才能真正赢得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的谅解与信任，才可能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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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林芳.二战后德国政治教育在政治文化变迁中的作用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2015年.
3、罗时平,万晓庆.德、日对战争罪行反省迥异及其影响[J].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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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肖英.战后日德认罪态度差异形成的外因分析[J].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01期.
（基础部 杨丽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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